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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俊平:温故,1942

来源:本站原创 编辑:张俊平 时间:2012-05-16
导读:    谨以此文纪念左权将军殉国70周年暨辽县易名左权县70周年。    左权将军家住湖南醴陵县,    他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    ……     每逢这悲壮的《左权将军》民歌响起,感觉时光恍若穿越到70年前那慷慨峥嵘的烽
   谨以此文纪念左权将军殉国70周年暨辽县易名左权县70周年。
   左权将军家住湖南醴陵县,
   他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
   ……
    每逢这悲壮的《左权将军》民歌响起,感觉时光恍若穿越到70年前那慷慨峥嵘的烽火岁月……
           一
1937年,“卢沟桥事变”的枪声,震碎了卢沟晓月,阴霾笼罩神州,侵略者的屠刀,在华夏大地肆虐,四万万五千万中国人民正经受一场血与火的考验。在中华民族危急关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东渡黄河,挺进山西。
三晋大地,太行纵贯,黄河襟带,表里山河。辽县雄踞太行山脊,千山万壑,层峦叠嶂;漳水奔腾,雄关险道,为三晋之屏障。特殊的地理环境,往往承载着特殊的历史使命。11月,八路军129师师部率先入驻辽县,开创以太行山为依托的晋冀豫抗日根据地。李达将军后来在《抗日战争中的一二九师》中说:
“辽县这个不为人注意的偏僻的小山城,就这样成了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游击战争的发祥地。”
11月9日,太原失守。国民党军在华北地区的正面战场作战基本结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游击战争上升到主要地位。
早在希特勒妄图建立欧洲“新秩序”之前,日本法西斯已经有了所谓“东亚新秩序”的美梦,对中国华北实行彻底占领,以充当大东亚战争的兵站基地,进而向中原及大后方进攻。这样,辽县在内的晋冀豫地区成为直接威胁敌之主要交通线,成为阻碍日军占领全中国的心腹之患。
1938年4月,日军调集3万余兵力,分九路向晋冀豫抗日根据地大举围攻,实行所谓“广大广大的开展,压缩压缩地歼灭”的作战,企图将八路军总部及主力聚歼于辽县、榆社和武乡一带。八路军采取以广泛的游击战阻滞、疲困敌人,集中主力击破其一路的作战方针,与敌周旋。下旬,九路围攻被粉碎。晋冀豫抗日根据地像一块巨石横亘在日军侵略中国的道路上。
10月,广州、武汉相继沦陷,抗日战争逐渐转入战略相持阶段。日军调整侵华战略,将主要进攻目标转向八路军、新四军。
1939年6月,日军驻华北的兵力由11个师团增至20余个,达60万人,占侵华日军42个师团的一半。7月初到8月下旬,日军又纠集5万余兵力,第二次分九路对晋冀豫抗日根据地特别是晋东南抗日根据地进行大规模的“扫荡”。 再次企图合击八路军主力于辽县、榆社和武乡一带。地处太行腹心的辽县成为敌伪进攻的重点。7月5日,辽县城第三次沦陷直至1945年8月日寇投降。
为打破日军“囚笼”政策,争取华北战局有力发展。1940年8月,八路军发动震惊中外的“百团大战”。日军遭受惨重打击,震惊之余,惊呼“对华北应有再认识”,并由华中抽调兵力,对华北抗日根据地实施“更大规模的报复作战”。 
1941年2月,冈村宁次发布命令:“必须在四个月内彻底消灭华北的共产党和八路军。”陆相东条英机也宣称:日军要消灭一切华北不屈服的人,要在血海中建立“大东亚共荣圈”。“封锁、蚕食、清剿、扫荡”,日寇一次次疯狂的军事行动,必实行惨绝人寰的“三光政策”。杀人、烧房、毁农具、抢耕畜、烧粮食、损坏青苗。日军极尽残暴之能事,所用兵力之多,手段之残暴,在中国近代历史上都是罕见的,其目的则在于“毁灭抗战生存力”。加之辽县在内的华北地区连年自然灾害,太行区的抗日斗争进入更加艰难困苦的阶段。
11月上旬,彭德怀、杨尚昆、左权、罗瑞卿等首长相继进驻辽县下武村和武军寺村,后移驻麻田。麻田一带,成为华北抗日指挥中枢的八路军总部、中共中央北方局等150余个党、政、军首脑机关的驻节地,正所谓“抗日精华在此间”。从此,辽县成为太行抗日根据地的腹心区,成为中国共产党、八路军坚持华北敌后抗战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中心。独特的人文地理环境,注定了历史的书写将在这里浓墨重彩。
12月,日军突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
巍巍太行,群峰巍峨,绵亘南北,云拥雾障,指日插天,如一把把巨剑刺在日伪的心头。
辽县,作为八路军总部和中共中央北方局驻地,更使日寇感到如芒在背,如鲠在喉。伴随惨烈的腥风血雨,1942年,蹒跚而至……
辽县,这块弹丸之地,将经历不平凡,更具划时代意义的1942年。
    

1942年,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进入极端困难的时期。刘伯承元帅在其回忆录中作了这样的记述:
“在太行,太岳山区,敌人的‘蚕食’和‘扫荡’相结合,以‘蚕食’占领的点线作为‘扫荡’的依托,又在反复的‘扫荡’中继续加进‘蚕食’。…………而每次‘扫荡’必实行杀光、抢光、烧光的‘三光’政策,企图歼灭我军,摧毁根据地军民的生存条件。……加之,一九四二年、一九四三年连年灾荒,根据地的斗争愈来愈艰苦,愈困难了。”
日本华北方面军就开展“强化治安运动,对所属日伪军下达特别命令:
“这期作战目的,与过去完全相异,乃是在于求得完全歼灭八路军及八路军根据地的人民。因此,凡是敌人区域内的人,不论男女老幼,应全部杀死;所有房屋应一律烧毁;所有粮秣,其不能运输的,亦一律烧毁;锅碗要一律打碎;井要一律埋死或投入毒药;……”
1942年2月4日(农历腊月十九日),辽县境内狼烟四起,日寇集结数万人的第一期“驻晋日军总进攻”(年关“扫荡”)拉开帷幕,铁蹄所至,血债累累。当日始,驻辽县日军300余人,在大队长板津指挥下,星夜奔袭桐峪镇,数日内,四进四出,残杀我民众120余人,奸淫妇女10余人,商铺、财物抢掠一空,镇中心楼房被付之一炬。13日,后庄村20余名干部群众被残杀。14日,王家峪村29名老人、妇女、儿童倒在了血泊之中,白发老人、相依母婴,身首异处,其状惨不忍睹。
巩固的根据地日渐缩小,敌占区日益扩大。日军盘踞县城,控制公路沿线,全县被平辽路分割为辽东、辽西两块地区,辽西又被分割为榆辽路南北两块。已实行分治的辽县、辽西县各级党组织,经受着严峻的考验。
辽县军民以“腹地游击,破坏敌人补给线,迂回敌后,袭击敌交通要道,吸敌归巢”的作战方针,粉碎了日军的年关“扫荡”。八路军总部特务团和辽县民兵对敌作战131次,歼敌1300余名,缴获大批武器和军用物资。全县参战民兵1016人,涌现出了一批名震太行的杀敌英雄:“辽东一把锁”申锡荣,“神枪手”刘二堂,“民兵英雄”陈炳昌、李贵成……日寇疯狂月余,始终未能实现“捕捉”八路军总部机关的目的。
2月初,中共辽西县委召开县委扩大会议。3月12日、13日中共辽县县委召开全县军政民扩大干部会议,晋冀鲁豫边区政府主席杨秀峰、中共晋冀豫党委书记李雪峰出席会议,并作了重要指示,会议就贯彻党中央关于敌后抗战的方针政策进行了具体的部署和安排:
总方针和目标:坚持阵地,坚持斗争,积蓄力量,扩大自己,克服严重困难,准备将来战略反攻,夺取抗战最后胜利。
基本政策:对敌斗争,“三•三制政权”,“精兵简政”,整顿“三风”,“减租减息”,大生产运动,统一领导,拥政爱民,审查干部,时事教育。
        5月,是敌后抗日根据地退缩的顶点,也是敌后抗战危急的顶点。中旬,日军以摧毁华北抗战中枢的八路军总部和主力129师为重点的“第二期驻晋日军总进攻”(五月“扫荡”)开始。敌以“抉剔扫荡,分路合击”等战术集重兵多路进犯八路军总部驻地——麻田。
溪云风起日沉阁,山雨欲来风满楼。
麻田,22日夜,八路军前方总部参谋部的屋子里透出暗淡的灯光,左权副参谋长手执半截蜡烛,伫立在作战地图前,眉头紧蹙,目光时而沿着日军的行动轨迹深深思索,时而对着窗外黑黝黝一排武士般矗立的峰影沉吟。23日,八路军主力迅即转移外线,总部转驻郭家峪,迎接反“扫荡”作战。 24日夜,中共北方局、总部机关、野战政治部、后勤部、北方局党校、新华日报(华北版)社2000余人,根据总部命令,分路继续向麻田以东隐蔽转移,准备敌人接近其预定的合围圈时,从敌人的合围缝隙分散突围。
云幕低垂,星月无光。总部和北方局大批人马,翻山越岭,在崎岖狭窄的山路上摸黑移动。至25日拂晓,总部、北方局和野战政治部与后勤部门的队伍,同时进入南艾铺、偏城地区。而敌万余人已根据益子挺进队的报告,从四面八方迅速奔进,对该地区构成合围。偏城、南艾铺地区,位于山西省辽县与河北省涉县边界,大山连绵,状如十字,故名十字岭。
时近中午,敌机低空侦察,轮番扫射、轰炸。我掩护部队亦与地面之敌激战。奋勇承担指挥总部直属机关突围的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将军,不幸被敌炮弹击中,将星殒落在麻田十字岭上,同时在这次战斗中壮烈殉国的还有《新华日报》(华北版)社社长兼总编何云等诸多同志。
漳水呜咽,太行悲恸。
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卓越的军事家和政治家、八路军的杰出领导人左权将军,为坚持华北敌后抗战建立了不朽的功勋,辽县及全国抗日根据地军民沉浸在万分悲痛之中。毛泽东复电刘邓转彭德怀:“感日五时电悉。总部被袭,左权阵亡,殊深哀悼……”朱德挥笔写下:“名将以身殉国家,愿拼热血卫吾华,太行浩气传千古,留得清漳吐血花”的悼诗;彭德怀撰写碑志“勒石以铭”;周恩来亲笔为《新华日报》撰写了《左权同志精神不死》的社论;刘伯承、邓小平、聂荣臻、杨秀峰等首长纷纷写下悲壮激烈的悼念文章。建国后,1951年11月1日,毛泽东在南方视察返京途中,专程到晋冀鲁豫烈士陵园,向左权同志深深致哀。
五月“扫荡”,空前残烈,抗日军民的斗志异常高涨,全县参战民兵9922人,毙伤敌伪200余名,创造了受129师刘伯承、邓小平等首长通令嘉奖的“苏亭伏击战”等典型战例。彭德怀副总司令在麻田镇题词赞曰:
“太行山高又高/辽县民兵逞英豪/年轻庄稼汉/拿起枪和刀/日寇来扫荡/民兵齐武装/上级一声命令下/坚决把他消灭光。”
彭德怀副总司令发表在1943年7月3日《解放日报》上的《我们怎样坚持了华北六年的抗战》一文,高度褒扬了辽县民众在这次反“扫荡”中表现出的空前爱国热忱和高尚的民族气节:
“民众的壮烈表现实在太多了……反‘扫荡’战争中辽县一个区(第四区)就有:后柴城村的财政委员吕振芳,敌以开水将他全身烫烂,仍守口如瓶,始终不肯供出军粮存放的地方,最后被敌砸死。上南会村的王幕戌,敌以针刺指甲,挖去两眼,仍不屈服,最后敌将其头击碎,始终不报告公物埋存地方及民众隐藏在哪里。大林口村的农会代表李福全、民事主任李倍嬗、财政主任赵光礼,因伤被俘,在敌严刑拷打之下,始终没说出半句有利敌人的话。
……
造成了千千万万类似太行山刘二堂式的神枪手。刘二堂的枪百发百中,因此敌人恨之入骨……敌以千数人专门围山搜捉,刘二堂之弟(应为兄)假称刘二堂被敌残杀,当时辽县各地民兵尚不知真象,即自动为刘二堂报仇,亦有自称刘二堂者,一时到处都是叫刘二堂的民兵,闹得敌人很奇怪“为什么杀了一个刘二堂,反而会产生这样多的刘二堂。”
根据中共中央北方局、八路军野战政治部《关于追悼左权将军的决定》,7月7日,太行军民近万人在八路军总部驻地麻田镇举行“纪念‘七•七’抗战五周年暨追悼左权、何云诸烈士,庆祝五月反扫荡胜利大会”。日本觉醒联盟、朝鲜义勇军等国际友人也参加了大会,彭德怀、罗瑞卿等发表演讲。日本人新川当场宣布参加八路军,军民同仇敌忾,发出继承先烈遗志、坚决抗战到底的铮铮誓言。
与军事斗争配合,辽县、辽西县组织武装宣传队,深入敌占区,开展大规模反“维持”斗争,对敌伪发起强大的政治攻势,《王小二诉苦》、《三年胜利》、《想哥哥》、《敌区人民诉苦》等民歌小调在全县传唱。一曲《伪军十大恓惶》唱尽伪军的困窘苦难,像一颗重型炸弹在敌伪内部轰炸。“中国必胜、日寇必败”深入人心,镇压汉奸特务,摧毁伪政权,争取和瓦解日伪军和伪组织,教育和团结敌占区人民,取得了预期效果。7月,辽西县收复村庄37个,解放人口4200余口。
  7月17日,全县2000余名民兵在西黄漳举行武装大检阅。辽县独立营率先易名为左权独立营。广大青年踊跃报名参军参战,不到1个月,就有300余名青年走进了部队。7月中旬,在辽县三级干部会议、士绅座谈会和小学教师集训会上都先后倡议,为永久纪念左权将军,恳请边区政府将辽县易名为左权县。仅20余天时间,全县党政军民各界人士万余人在请愿书上签名。8月26日,晋冀鲁豫边区政府主席杨秀峰,副主席薄一波、戎伍胜联名发出第90号通令:
“查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将军在本年五月反‘扫荡’ 中壮烈牺牲于辽县麻田之役,左权将军对抗战事业及根据地建设建立有特殊功劳,今为表彰忠烈并激励抗日群众,特决定改辽县为左权县,以资纪念……特通令全区照知。”
9月18日,辽县党政军民五千余人,在县政府驻地西黄漳村,隆重集会举行辽县易名典礼,晋冀鲁豫边区政府特派员李一清,代表边区政府致词授印,巩丕基县长受印并宣誓:“我代表全县人民,接受左权县印,誓必奋起领导全县的民众为左权将军复仇。”当场500余名青年举行了参加左权独立营入伍仪式,由王恕先、阎濂甫、皇甫束玉共同创作的《左权将军》之歌现场教唱,“为左权将军复仇”,“誓死保卫左权县”口号此起彼伏。从此,伟大祖国的版图上诞生了以左权将军英名命名的左权县。
期间,中共中央曾建议总部移驻晋西北,彭德怀等反复权衡后电复:“太行为华北抗战中心,集总仍留太行指挥,不移晋西北。”中央复电同意,总部坚守麻田直至抗战胜利。
《左权县八年抗战始末》碑文载:
“(一九)四二年对敌展开全面的、长期的反蚕食斗争,打垮维持封锁,于敌人城周十里内及敌据点下之村庄,关厢里伪军,伪组织内部均进行抗日活动。腹心区则贯彻减租减息法令,进一步发动群众 ,在人民生活改善思想觉悟基础上,群众更加武装起来,对敌威胁也随之而加强,并为(一九)四四年以后的大生产运动造下有利条件。是年敌酋妄图挣扎,曾由各地抽调大量伪军,配  合其特务爪牙,于二月至五月向辽东进行两次毁灭性大扫荡,实施其铁壁合围与三光政策,十月间又向辽西进行二十余天反复清剿,但不论日寇如何残酷与凶暴,均在我民兵的麻雀战、地雷战配合八路军的游击战、运动战打击下遭受惨重挫败。……我边沿区人民不甘受敌伪蹂躏,相率携妻带女,抛弃家园避入根据地,结合基干武装,组织民兵联防,一面战斗,一面生产,进行顽强抗拒。七月以后,全县开展反特斗争,伪国民党、伪新民会组织机构悉被摧毁,许多失足上当分子在我抗日政府教育与宽大政策下纷纷觉悟回头,于是敌伪阴谋又一次遭我沉重打击。”
1942年末,日军在华北连续5次、长达一年又三季的“治安强化”亦告结束。
《彭德怀全传》载:
1941年至1942年,日军自诩为“肃正建设的全盛时期”和“中共最穷困的时期”。但1942年,它的情报中,越来越多地出现“民怨沸腾”、“民心叛离”的惊呼。不得不承认“自1942年秋季以来,大东亚战争的局势,转化为对日方不利,而华北治安战也随之一蹶不振”。“此时,共军则逐渐扩大了势力,地下活动继续深入,同时表面活动又像两年前那样活跃起来”。“1942年末至1943年初,冈村宁次的心情已大异于走马上任之时。尽管他在讲话中,仍一再声称要“剿灭华北建设致命之敌中国共产党军”,但内心已感前途渺茫。”


1942年,太行抗日根据地遭遇百年罕见的旱灾,夏秋两季,禾黍果蔬,不及平常年景两成。敌祸天灾,犹如火上浇油,雪上加霜,根据地灾难重重。辽县军民处在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
《左权县志》 载:
仅1942年秋冬两季,日军抢劫粮食达30余万斤。敌人肆虐的同时,太行根据地正遭受着百年不遇的自然灾害,辽县灾情尤为严重,春季少雨,夏季大旱,秋季雨涝,粮食严重歉收。敌人封锁,致使食盐奇缺,使人浮肿、乏力,疫病流行。是年,全县遭受严重旱灾,粮食大幅度减产,根据地军民靠吃野菜、树叶、谷糠坚持抗战。
同严重的自然灾害作斗争,加强根据地经济建设,创造根据地赖以生存的物质条件,是保障军需民食、巩固抗日民主政权的起码要求。中共中央北方局、中共太行分局、八路军总部、129师师部、边区政府等党政军领导机关,先后发出关于救灾的决定和指示,晋冀鲁豫边区政府成立以杨秀峰为主任的太行救灾委员会。
    辽县抗日民众与驻地党政军机关掀起了大规模的生产自救和大生产运动。县委提出:“不饿死一口人”,“救灾与生产结合,救灾与自救结合”,“军民互相团结,群众团结自救”。
春耕时节,组织群众担水点种,担水保苗。在“浇一苗活一苗,养活一颗收一颗”的口号下,抢救快要枯死的庄稼。县政府自筹资金,采购豆饼、麻饼谷糠等可食物品,分发给无米下锅的困难群众。入夏,民众采集树叶、野菜,药材、茶叶食用,以解燃眉之急。秋季,全县开展开荒运动,县政府和公安局在上白堠的山沟村两个月时间就开出近百亩荒地。冬,砍柴烧炭,合作社组织推销,换回粮食布匹等必需品。
各区因地制宜发展生产。为解决地方武装的被服衣帽鞋袜问题,二区靠群众集股、开明士绅捐款、没收汉奸财产等途经筹备经费,成立纺织厂,并扩大经营范围,开办铁匠炉,油坊,解决缺乏生产工具的困难。麻田供销社创办了县内第一个卷烟厂。在最困难的日子里,还组织人工熬制土盐……
为打破敌人经济封锁,解决根据地缺医少药和日用品短缺,抗日民主政府利用县商联会、辽县运输合作社积极发展商业运输和贸易。9月13日,辽县工商联合会第四次代表大会在桐峪镇召开,总结对敌经济斗争经验,共商打破封锁,发展商贸,对敌斗争大计。至1942年,全县供销社已拥有2815500余元资本,入股社员11000余人。在敌占区领导群众创办“游击市场”“流动商店”以小型、多样、分散的经济往来,搞活商贸流通,保障供给。
全县节省民力、畜力。当年,每头强壮畜力每月支差数由1941年的4天减为1天,同时出台了整顿差务进一步节省民力的新办法。在太行区,1942年的公粮比1941年减免了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辽县减免三分之二,大大减轻了人民负担。
中共北方局、八路军总部等驻地单位和辽县民众同舟共济,发展生产,共渡灾荒。机关人员,一天两顿稀饭,省吃俭用,常以树叶野菜和高粱黑豆充饥,捐米捐糠,接济驻地特困户。
春耕时,边区政府主席杨秀峰、区党委书记李雪峰等赴辽县视察灾情,并拨救济粮50石。
2月13日,八路军总部命令部队努力生产,克服困难,并规定旅以上机关每人生产100元,团以下机关部队每人生产60元的生产任务。
3月13日、21日,边区党政领导杨秀峰、李雪峰两赴桐峪镇慰问民众,拨款一万元作为商业贷款,扶持商户恢复经营。
3月16日,八路军总部卫生部派医生会同辽县政府组成救济医疗队,分赴灾区,对负伤民众进行救治。
3月23日,八路军总部直属队在驻地麻田举行清漳中段筑坝兴工典礼。彭德怀、左权同广大军民一起参加劳动。
3月27日,八路军总部做出决定,抽出骡马50匹,分配到各区帮助春耕下种,在麻田、桐峪设立烘炉,修造农具2000余件,并将3000斤食盐廉价售给县政府,尔后转分给根据地群众。
7月,八路军总部直属队帮助群众补种杂粮,抢种蔬菜。
自然灾害导致粮食奇缺,日伪军更加疯狂地在太行区抢夺粮食。秋,县委、政府根据专署“榆太夏季屯粮的经验”的指示及早展开合理负担和抗粮斗争的部署。10月,伪辽县公署召开村政会议,并通过散布谣言和军事威胁,强迫各村于10月底交清派粮。县委、政府深入动员群众,突击收购,实行快打、快藏,号召村村订立抗粮公约,五家连环保抗粮,村与村订下抗粮协定。
群众抗粮使日伪凶性毕露,开始疯狂抢劫, 10月25日—11月25日,仅一个月,就抢走大林、林河、寺仙、石港等村部分粮食。辽西县大队副大队长、老红军刘贵先在宋家庄反抢粮战斗中壮烈牺牲。我抗日民主政府针锋相对,武装保卫粮食,县、区、基干队和左权独立营及八路军警卫团之一部,共同组成军政抗粮指挥部,统一行动,护粮抗敌。秋冬数月,敌抢到600石杂粮,仅占派粮的15%,且三分之一不能食用。无奈下,日伪抬高粮价抢购,县境每斗小米由3.2元骤涨到5元。抗日民主政府采取措施有力打击为敌效劳的粮商,教育鼓励粮商为抗日买粮。紧张激烈的粮食战,敌伪遭到惨败,以抢粮为中心的第五次“治安强化运动”彻底破产。

辽县、辽西县所在的太行区是晋冀鲁豫边区政府的直辖区,它既是全边区党政军民领导机关的所在地,又是领导和指挥华北抗战的中共中央北方局与八路军前方总部的所在地。这些领导机关及直属单位拥有武装部队4万余人,地方行政工作人员2万余名,6万人的生活来源、给养供应,大多依赖于太行区解决。而随着战争日益残酷,根据地缩小,人口锐减,人民的负担越来越重,太行区实际只可以负担4.5万人。
毛泽东指出:“抗日,实质上是农民的抗日”。“抗日战争,实质上就是农民战争”。“抗日的一切,生活的一切,实质上就是农民所给”。如果没有广大农民自觉地、积极地参加抗战,一切抗日根据地的创建、发展和巩固都将成为不可能。抗战也“必然成为无民抗战和最后必然失败的抗战(彭真语)”。
1941年12月,中共中央发出指示,要求根据地党、政、军、民机关实行“精兵简政”,提高效能,节省人力物力。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在《群众》第七卷第19期发表文章《坚决执行精兵政策》。时任129师政委和中共中央北方局太行分局书记的邓小平指出:
“减少人民对抗日的负担,这是为人民本身利益的负担,但这个负担的数目也是相当大的。减轻人民对我们的负担,从两方面着手:第一精兵简政,减少脱离生产人员;第二机关部队本身生产节约,反对贪污浪费,自己解决部分经费。”
1月,晋冀鲁豫边区政府确定 “精兵简政”的方针、原则和方案,规定党政机关及各群众团体机关工作人员总数最高不得超过地域人口的1%。辽县、辽西县政府依照辖地人口、耕地、产量、副业收入和地方武装人员数目,制定并开始实施精兵简政方案。
3月,辽县独立营实施义务兵役制,吸收精壮兵员,既达到精兵目的,又减轻了财政负担;各区脱产的基干队,分别按比例规定压缩人员。
随着驻辽县党政军民机关的大规模精简整编,辽县、辽西县分别调整区划,合并行政村,精减脱产村级行政人员。6月,县直机构完成精减,实行财政粮食合一、司法公安合一、民政教育合一。通过精兵简政,辽西县委、政府、公安局、群众团体、武装等行政人员由208人降为135人;区级、科级中层干部由35人降为22人;村长由45人降为21人。根据地民众负担明显减轻,对提高人民群众对敌斗争和从事生产及各项事业的积极性,战胜极端困难,奠定了物质基础。
根据晋冀鲁豫边区政府颁布《边区土地使用暂行条例》和中共中央先后发出《关于抗日根据地土地政策的决定》和《关于如何执行土地政策决定的指示》,6月,太行根据地大规模的减租减息运动全面展开。辽县县委、县政府在黄漳大寺上召开的减租减息动员大会之后。全县上下积极发动群众,以减租、保佃、清债、退押为中心,合理调整农村中的阶级关系。经过调查研究,抓住地主、富农、高利贷者拒不执行或破坏减租减息的事例,采取群众大会的方式,进行说理斗争,以清理旧债,退还抵押和借约,签订有永佃权的新租约。
针对普遍存在的地主怕失地,拒绝退租,威胁佃户;佃户惧怕地主,情面和“良心”作崇的情况,县委、县政府查问题根源,走群众路线,召开群众大会,开展“谁养活谁”的宣传活动。是月,太行二专区救联会主持,召开了和西、辽西两县人民联合斗争大地主周家金大会。通过面对面进行诉苦、说理斗争,让农民倾吐积沉已久的苦水,增强和封建势力做斗争的勇气。
入秋以后,严重旱灾导致秋粮歉收,根据地减租减息运动空前高涨,斗争更加激烈。麻田镇大地主“贵和诚”对政府的减租法令,置之不理。800余人的佃户队伍和驻军举行游行示威,高呼口号:“反对不退租”、“反对顽固地主”。地主不退租粮,佃户自带口袋,集中行动,面对面说理斗争,讨要租粮,一次、二次,直到地主退还租粮。
9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辽县、辽西县委,根据中央决定,在精兵简政的基础上,调整领导机构,实行和加强党的领导的一元化。以“一切服从战争”为原则,加强党对武装的统一领导,党政军民力量高度统一,开创了对敌斗争的新局面。
是月,中共中央华中局书记,新四军政委刘少奇到达麻田,先后深入武军寺等村调研,对如何进一步发动群众,加强根据地建设作了重要指示。
10月,彭德怀秘书李琦在麻田镇进行调研,创造了统一累进税合理负担办法。
12月,左权、黎城、涉县3千余债户在县桐峪镇集结,强烈要求滩里村债主“天兴成号”依法清债,“天兴成号”代理人赵宋成当众答复债户,按照政策法令清理其一切债务。讨债而逼死人命的债主贾福元,也当众向死者家属交出5千元抚恤金。
是年,左权县通过减租减息和清理债务运动,减息清债额为48.9377万元;抽回土地5026.3亩亩;退租3449.1石,退款617613.1元,退地5026.3亩,退房249间……
通过减租减息,地租率明显下降,地租中超经济的额外剥削和高利贷消除了,佃户的收入增加,生产积极性提高。他们购置土地,添置农具,喂养耕畜,增施肥料。精耕细作,促进了农业发展。减租减息政策的贯彻执行,适当调节了根据地内的生产关系和阶级关系,团结了各个阶级、阶层,对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巩固和根据地的发展,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历时三年,1942年,辽县(左权县)作为晋冀豫区党委的实验县工作圆满结束。距县城15里以外村庄对敌联络全部打断,与县城隔河相望的西河头村,都能按时交纳公粮。是年,全县拨出优待抗日军人家属粮食70余万斤。

   悲怀壮烈的1942年,是中国抗日战争史上克服极端困难,创造人间奇迹,使抗战走向胜利的关键一年;是左权地方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辽县抗日军民用生命捍卫了中华民族的尊严,书写了与敌人殊死搏斗的英雄业绩,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做出来巨大的贡献,刚毅不屈的辽县人民和着血泪竖起了一座“太行浩气”的抗战丰碑。
寥寥万字,岂能写尽一段历史光荣与厚重!让我们永远铭记,永远秉承将军的英雄业绩,弘扬太行精神,在这块红色的土地上,谱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壮丽诗篇。
作者:左权县县志办公室副主任 副编审
责任编辑:张俊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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