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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女主持隐身太行山十年

来源:山西新闻网 山西晚报 编辑:本报记者 刘斌 时间:2012-05-20
导读: 靠一曲高歌换取一碗热饭  “盲宣队”在演出     浙江电视台一个以人名命名的栏目《亚妮专访》,曾经红遍大江南北。然而,2002年的一次采访,却让亚妮一头钻进太行山左权县,拍起了“盲宣队”纪录电影。这一拍


靠一曲高歌换取一碗热饭



“盲宣队”在演出 


   浙江电视台一个以人名命名的栏目《亚妮专访》,曾经红遍大江南北。然而,2002年的一次采访,却让亚妮一头钻进太行山左权县,拍起了“盲宣队”纪录电影。这一拍,就是10年。
   2012年5月9日,北京西四环边上的一家影视工作室,亚妮正忙着收集自己导演的一部新电影的声音。这天上午她一刻没停,看样子中午也不打算停,她说“自己早已习惯中午不吃饭”。
   一杯水,一把椅子,她需要的很简单。屋子里的光线不亮,她的身影在锃亮的窗台前,安静得像一台三脚架上的相机。
   曾经笑靥如花的名主持,嘴角会不经意间露出一丝苦笑。那依旧招牌的棒球帽,无法遮饰她逝去的青春。只有谈起“盲宣队”,她才会猛然抬头,眼睛突然发亮,让对面的人感觉无从遁形。
   冲动的“惩罚”亚妮和山西的缘分很深。年少的时候,为演电影,她到山西体验生活。后来当主持人,光《亚妮专访》,山西的节目就做了七期。但她没想到,2002年的一次采访,让她此后的生活与太行山紧紧相连。 
   2002年,亚妮采访“羊倌歌王”石占明,做了一期《亚妮专访》。随后,又来到石占明老家左权县做追踪采访。在采访中,她偶然发现,在村里的祠堂前,一群盲人正围坐在铺盖卷上,用简单乐器吹打着向天而歌。虽然听不懂唱词,但那些山野民歌自由畅快的腔调和盲人歌手的无拘无束,让她产生了好奇。一打听,这支盲人歌队已有70年历史,经历也很传奇。抗战时,还曾做过抗日情报工作,所以在当地被称为“盲人宣传队”。
   “盲宣队”来去自由,穿梭在大山之中,为了生计,他们一年到头如流浪者一样行踪缥缈,走到哪里唱到哪里,靠一曲高歌换取一碗热饭,一檐避雨之地。
   亚妮向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保护中心主任田青请教,得知这支盲人歌队保全的是中国西部民歌——左权民歌最原生态的状态和曲牌曲目,是民族民俗艺术的重要遗产。亚妮兴奋了,几乎没有犹豫,便跟上这支队伍,拍摄了一集30分钟的纪录片《向天而歌》。拍片过程中,“盲宣队”老少、当地老乡,给她讲了很多故事,件件惊心动魄。而那些故事,电视是表达不了的,学导演出身的亚妮,心里一下燃起了一团火,要拍一部“盲宣队”的纪录电影。
   《向天而歌》播出后,获得了广电总局的“星光奖”,亚妮本人也获得了浙江“五个一人才奖”,两项奖金加起来36万元。但名利远远比不上心中那团火给她的热量高,她毫不犹豫,决定用这笔奖金,拍这部“盲宣队”生生死死、恩恩怨怨的电影。
   从大学一毕业就扎进电视台的亚妮自嘲说,自己是体制内长大的,当时根本不知道拍电影要花多少钱,也不知道怎么弄。她按照拍一集《亚妮专访》纪录片30分钟时长、2万元经费粗略算了一下,认为36万奖金加上自己从母亲那里借来的10万元肯定够了。
   但朋友帮她找来的香港摄制组,一报价过来,亚妮当时就傻了——光幕后人员、机器移过来的费用,就将近200万!时间已经到了2003年的冬天,左权每年春节前后要闹红火,亚妮不想放弃这个机会。他和香港摄制组商议,暂不签合同,先到现场磨合,拍点素材。结果就那十五六天的时间,不但36万元的奖金和10万元的借款花完了,亚妮的积蓄也快花完了。之后,她仿佛进入了一个只能向前奔驰的轨道,卖掉了房子、向朋友借了无数的款,一笔一笔投入到这部电影中来。10年时间,800万投入,“我的生活轨迹改变了。” 
   “没眼人”的当家人这部“没眼人”的电影,是亚妮的处女作。但这部处女作,却始终处于未完成的状态。谈起为何未完成,亚妮很坦率,“没钱了”。如今她正在执导一部体育电影《阿米!走步!》,这是一部由青海省体育局和甘肃一家大型文化公司共同投拍的电影。在亚妮看来,自己是个打工的,她甚至当着制片人的面,毫不讳言,“我就是用这部影片的稿费来还‘盲人电影’的欠账。这部片能赚一点,我那边就能更进一步。”在亚妮眼中,关于“盲宣队”的记录电影才是她真正的代表作。 



但在投资人眼中,她就是个“傻蛋”。


   《阿米!走步!》的投资人、制片人金鑫记得非常清楚,他好心建议亚妮“将盲人的纪录片剪一剪,卖给电视台先赚点”,结果他说一回,亚妮吼他一回,吵了几次,最后不敢再提。金鑫也明白,就是因为看了这个“没眼人”的素材才选的亚妮当自己投资电影的导演,他看重的是这种激情和坚守。
   在“盲宣队”队员看来,亚妮就是他们的当家人。十年时间,他们已经处得像亲人一样。亚妮到了左权县,招待所的范师傅、旅店门口小卖部的大妈都会说,“亚妮回来了”,好像媳妇回了娘家。
   “没眼人”的做法,有时候也让亚妮难过。她发现,“盲宣队”的一位老人,爱抽烟,每次演出完都要抽,但很奇怪总不会有烟灰落在地上。仔细观察她才发现,这位老人总是把烟灰弹在自己手中,最后塞到自己嘴里全部吃掉。“盲宣队”的所有队员,随身的铺盖卷上都带着一个尿壶,从来不随地大小便,从来不随便乱扔东西,为的就是那一点点卑微的尊严感。
   这些“没眼人”的世界,让亚妮心亮了许多。在山区里,这些人生活是贫苦的,但精神并不穷困。他们计较,可能为了几块钱也能大打出手,但他们笑起来总像婴儿一样。许多盲人追求的最大目标,就是攒钱娶一个女人。但由于现实情况,往往是竹篮打水,人财两空。一天,盲宣队的一个队员悄悄告诉亚妮,他相上一个对象,但人家要2万块钱彩礼,他掏不出来。
   亚妮想了想,出了个主意,自己既然是电视台的导演,可以义务给县里排一台春节晚会。晚会当天,亚妮专程把自己的明星朋友从外地请来,自己亲自上台演小品,“盲宣队”队员在后面伴奏。晚会结束时,亚妮在台上现场募捐,最终募到了这两万块。
   亚妮觉得自己的任务完成了,可不久又接到了盲人兄弟的电话,说钱没发下来,“是不是被上面贪污了,不给我们了”。亚妮风风火火回到了县里,带着“盲宣队”去县里要“说法”
   到了县里才知道,县文化局正在筹钱为“盲宣队”修建一个固定场所“团部”,让“盲宣队”有个落脚地方,以后不再流浪。那两万块钱,正是用到了这里。
   10年来,“盲宣队”的12个“没眼人”队员,有的人去世,亚妮给张罗葬礼;有的人媳妇跑了,她赶回村里去找村长商量;有的人想不通了,她陪着一起哭,一起笑;有的人结婚,亚妮是证婚人。有时,她这个证婚人还得摁下自己的手印——女方问“你养不活我怎么办”时,队员总会牛气地说,“我养不活你,亚妮姐负责”。
   十年之间亚妮没想到拍电影这么难,现在的电影都是在落实好谁投资,再来找本子、找演员。而亚妮却是因为一个燃烧的念头,就把自己当柴火扔进了灶台。 
   资金困难,协调困难。拍了一半,摄制组的一半人突然提出要涨薪,不涨的话就带着拍好的一部分带子走人。没办法,她折腾出200万。在村子里拍摄外景需要一个草料房,说好了800块,摄影机开机,演员到位,房主来了说拍摄用了灯光,坏了风水,要涨到6000块。亚妮在“没眼人”那里亮起来的那一盏灯,被现实吹得摇摇欲灭。




她曾经想过放弃,但每次总是想想而已。

 
   在剪辑室里,盲艺人陈限庆“肉三”昂着头打着鼓的特写镜头让她泪流满面。2009年9月,他死了。作为孤儿,他的葬礼却意外成为村里最“排场”的,众多村民默默来家帮忙,田青等名人也来送行,这一幕让亚妮终生难忘。
   “没眼人”唱的左权方言小曲,大多是“新曲”。在一个偏僻的村子里,亚妮偶然听到了老艺人玉文唱起了“老曲”。这些“老曲”大多是“酸曲”,主要是描写男欢女爱,那样生动真挚,那样感人至深。整整一夜,全村人听得乐此不疲。天快亮时,玉文说:“好好拍吧,我死了,就再没人会了。”
   为了将“盲宣队”的电影拍完上映,她曾在主管此项目的官员办公室等了一下午,等到的却是声声质疑,“那么多好的新农村题材不拍,你拍这是要作甚呢?”看到电影一直没上映,“盲宣队”的队员也对她有了误会:“亚妮,你是不是要拍俺们去赚钱呢?记得给俺们分钱啊。”她无从解释,只希望电影上映的那天,这些兄弟能到场去“看一看”,尽管她知道,“肉三已经不在了,玉文也走不动了”。
   十年间,她使盲宣队从“讨饭”艺人变成了三进北京搞专场音乐会的艺术家,成了参加“湖南电视台春晚”的嘉宾。如今,“盲宣队”已不再流浪,他们有了自己的“团部”,像一个艺术团体一样排演节目。
   而这十年间,亚妮一点一点拍摄的500多个小时的素材、制作的盲人电影,却因为“弹尽粮绝”在去年底不得不暂时停止制作。“后期制作一开机就要钱,机房一天就是1000元。”但她并没有因此而停止对“盲宣队”的记录,她说,秋天的时候还要去左权,因为“盲宣队”又来了一个新人。



责任编辑:本报记者 刘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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