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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寨 领袖毛泽东与农民陈永贵约的一个

来源:北京青年报 编辑:刘红庆 时间:2015-02-20
导读:   毛泽东接见大寨党支部书记陈永贵     年轻段存章与陈永贵   2014年,从贾登元老宅远眺新大寨排房   1965年,雷震一与陈永贵 ◎刘红庆 明天是12月26日,50年前的这一天,毛泽东请陈永贵参加自己的生日晚宴

 明天是12月26日,50年前的这一天,毛泽东请陈永贵参加自己的生日晚宴

50年前,农民陈永贵应邀参加了共和国领袖毛泽东的71岁生日宴会,这成了他一生中最大的荣耀。这荣耀,多少也助长了以领袖意志为主导的“全国农业学大寨”运动的迅速推行,并给整个国家的农业生态和政治生态带来了极大的影响……

2014年,笔者多次来到走出陈永贵也让陈永贵永远安息于此的太行山里的大寨村。日里客至醒来、夜里客散睡去的小村庄,有一种别样的气息。从游客匆忙的脚步里或可感知,他们不是为了今天,而是要看见昨天。因为,这里沉睡的不仅是一个陈永贵,也睡着那个产生了他也被他产生过的时代……

陈永贵的“公心” 比“老地主”贾登元格局大

陈永贵之前的大寨村,最风光的是因到河北擀毡而发家致富的贾春元、贾泰元、贾登元三兄弟。而今旧社会留给大寨的建筑,就是贾家的两处不大的祖宅,与陈永贵组织贫下中农盖起来的大寨标志性建筑“三排连体房窑”形成鲜明的对比。前者“自足”而精致,后者气派、豁亮而略显粗糙。

笔者在村民赵保国的陪伴下,采访了贾登元的儿子贾爱禄——他大约是今天这个被边缘化了50年的“地主”家族最年长的一位了。赵保国在大寨出生、长大并一直在大寨村生活,他记得贾爱禄的父亲在辉煌时期被称为“三掌柜”。而赵保国记事后,“三掌柜”在村里就只“掌管”着公共厕所的卫生了。在陈永贵最风光、最显赫的日子里,昔日的“地主”贾登元品尝着落寞,很多年一声不响地打扫公厕。而他的儿子贾爱禄作为出身不好的“社员”,负责在工地上打石头。

据贾爱禄老人讲述,大寨地主“贾家”,在他爷爷辈时还很穷,是父亲贾登元和两个哥哥做生意发了家,置下地盖起房。贾登元的母亲不仅将穷困的堂侄贾满元的小儿子贾进财养活大,贾登元还为这个堂侄买了13岁的宋立英为媳妇。

过去的一些应景文字把贾登元写成“坏地主”,说日后和陈永贵一起缔造了大寨辉煌的贾进财、宋立英受尽了地主的剥削。但是,80多岁的宋立英端着一碗大米饭,边吃边告诉笔者,自己小时候在贾登元家并没有挨打的经历,还和贾登元的孩子们吃一样的饭。贾登元自己偶尔能吃“大米”,但是他的孩子们却吃不到,青年时代的宋立英根本就不知道“大米是什么味道”。

在“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20世纪中叶,贫穷背景下成长的陈永贵、贾进财、宋立英迅速崛起,而被划定为“地主”的贾登元感受荒凉,是很正常的事情。那时全国那么多的人参观大寨,公厕的利用率极高,但是在大寨驻村采访了13年的《人民日报》记者段存章记得:“大寨的厕所很干净,扫厕所的老人一句话都不说,只是悄悄地干活儿。”所以,“地主”贾登元把大寨村的厕所打扫得干干净净,难道不是对“学大寨”运动的很好的支持?但在阶级斗争高压下,他还是会被批斗。

贾爱禄给笔者讲述了家庭大略,有问必答。赵保国说:“我从小就和他一起劳动,他今天一早晨说的话,比他一辈子说的话都多!”

遭遇冷眼看待,被主流排斥,贾爱禄应该说有过不快乐。但是,生活在毛泽东时代是无法选择的。所以,贾爱禄可能有背后的牢骚,但没有恨,虽然段存章以“大寨全体贫下中农”名义发表在《人民日报》上的文章或许不包含他的意见,但全国学大寨,他高兴,毕竟他是大寨人。

而今贾爱禄经营着小卖部,地理位置不够好,客人多是常住人口,比村中心“宋立英土特产专卖店”生意要冷淡得多。

宋立英的左邻右舍是郭凤莲家和陈永贵家。这6眼窑洞是创建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农业生产典范的最重要的几位农民的住家。现在,陈永贵、贾进财都埋进了虎头山的土里,郭凤莲在昔阳县城居住,白天在大寨办公室上班。于是,6眼窑洞里的名人们,只有宋立英还住在这里,成了这个村庄最著名的活态景点。

宋立英的名气带动了她的生意,目不识丁的她,学会了写自己的名字,对于经历过“学大寨”运动的游客来说,在这里出售的各种各样的关于大寨的书籍再签上“宋立英”的大名,是不错的收藏,即使他们对书籍的内容不感兴趣。于是,宋立英每天“签名售书”的收益非常可观。

宋立英讲述了历史后告诉笔者:“现在,我比地主还地主!”经历了那样多的辛苦,这是老来的福气。回到历史现场,陈永贵强调的“集体利益”和“国家利益”,显而易见比贾登元的人生格局要大得多。于是,陈永贵无愧于领袖给予他的荣耀。

耿直的陈永贵

宁可不上天安门也不虚报产量

1959年,不到30岁的雷震一是晋中地委办公室综合组组长。山西省委领导到晋中东部太行山里的几个县检查工作,他随地区领导陪同前往。大寨是他们行程中的一站。

到大寨听了汇报,领导们对“大寨经验”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省地领导临时商议,决定把雷震一留下,对大寨做个调查,最终要写成调查报告。

雷震一住在陈永贵家里,是四合院平房,正是当年贾登元的房子,“群运”后分在了陈永贵等几户穷人手中。虽然住陈永贵家里,但吃的是公共食堂的饭,和村民一样。雷震一记得:“当时都是公共食堂吃饭,其他地方出现粮食紧张而饿肚子的情况,但大寨没有。”

公共食堂土炕上放一张小桌,客饭每顿都给雷震一炒一个小菜,多数情况就是土豆丝。雷震一让陪客人吃饭的陈永贵吃一口菜,陈永贵从来不吃。他的社员不吃客饭,他也不吃。这让雷震一很感动。

住了三四天后的一天,雷震一到处找不到陈永贵。“去哪里了呢?”天快黑了,看见陈永贵赶着三头牛回来了。原来,陈永贵凌晨三点就出发了,到九十多华里外的集市去买牛。一路上靠随身带的一点干粮就走了一天。

1959年国庆十周年,山西省委有意让大寨村带头人陈永贵参加北京的庆祝活动。但是大寨1958年粮食亩产474斤在全省排名并不靠前。省委希望“重新核实”一下产量,意思就是虚报一点。雷震一找陈永贵商量,陈永贵说:“我们产量474斤不能变,宁可不上天安门,我们也不去增加产量。”

雷震一在大寨调查了半个月,完成了报告《土石山区的一面红旗》。山西省委将此报告通报到全省每个公社,晋中地委则通报到每个生产大队。

1959年冬天,晋中地委成立“学大寨办公室”,雷震一就是主要负责人。从此,他的人生就与大寨紧紧相连。前后十年,虽然办公室在晋中地委,但雷震一大部分时间都在大寨。全国要求参观大寨的人太多,很多参观的人排不上队,所以春节期间也有人来。雷震一说:“最少有四五年没有在家过年,因为过年也得在大寨组织参观。”

很多年里,晋中地委在有关大寨的相关事情上,基本上依靠的是雷震一。随着大寨知名度的提高,尤其是陈永贵参加毛泽东生日宴会后,地委领导对陈永贵这个可以“通天”的基层干部不免有点不同寻常的紧张。雷震一记得,一次地委召开常委会,通知陈永贵9点开会。大寨与地委所在的榆次路途遥远,路又不好走。陈永贵起了大早赶了近三个小时的路,8点钟就到了。等到9点钟了,会还不开。陈永贵径直就走了。

地委领导来到会场,一听说陈永贵来了又走了,赶紧派雷震一去追。

雷震一为宣传大寨精神写了一些文章。《人民日报》头版发表过《大寨劳动管理经验》,署名“大寨党支部”。《人民日报》、《山西日报》发表过《天大旱,人大干》等文章,署名“陈永贵”。雷震一记得《天大旱,人大干》这篇文章当年曾被全国各地的报纸大量转载。

交往那么多年,陈永贵在雷震一心目中的形象用6个字概括,叫“听党话,跟党走”。雷震一说:“陈永贵的功过,都在这6个字里。党号召组织起来搞生产,他不仅组织了互助组,而且组织老少组。党号召艰苦奋斗,他十年造地成绩突出,遭灾后还自力更生。轮到阶级斗争为纲,他也是很出色,给人们留下了一些不好的印象。”

陈永贵荣耀日

大寨人最感念12月26日

1967年冬天,28岁的段存章作为山西人民广播电台的记者住进了大寨,成为电台的“驻大寨记者”。进村没几天就是12月26日了,这是毛泽东的生日,也是三年前毛泽东宴请陈永贵的日子,大寨非常隆重地组织了“庆丰收大会”。

陈永贵第一次在新盖起的楼上开会,总结大寨人十年战天斗地的历程。段存章记得,会是下午开的,开罢会,陈永贵说:“把妇女留下。”

段存章不解地问:“天这么黑了,把妇女留下干什么?”

结果,妇女留下后陈永贵开讲了:“为什么留下你们开会呢?常言道,妇女是个匣匣,男人是个筢筢。男人负责往里筢东西,女人负责管家哩。咱们大寨人,别看丰收了,粮食多了,有了钱了,但是要靠你们勤俭节约管好家。”段存章豁然开朗。

大寨村负责集体养猪的赵周义是个转业军人,每天挨门挨户淘泔水。一天,赵周义告诉段存章:“我每天淘泔水,数老陈家泔水里米粒少。”段存章给笔者解释:“陈永贵家里泔水里米粒最少,说明他家不浪费粮食。”

在此热潮感染下,段存章真心真意地为宣传大寨而拼命写作。那时,《人民日报》还没有常驻大寨的记者,每当毛主席最新指示发表,就要求大寨表态。段存章就担当了这一重任。段存章告诉笔者:“毛主席指示发表后我得马上给《人民日报》写反映稿。表态,大寨必须是第一家,如果大寨不表态,其他都不能发。”

段存章写了稿,念给陈永贵、郭凤莲、梁便良三人中的一个听。只要有一个人同意,稿子就能向外发了。陈永贵在家,肯定得念给他。陈永贵的耳朵比别人的眼睛还好使。陈永贵不常在家,所以还要大寨的支委来把关。1968年段存章除去给电台的稿子,只在《人民日报》突出位置就发表了《办好农忙学习班,鼓足干劲闹春耕》、《热烈欢迎知识青年到农村来》等11篇文章。这11篇文章,多数是以“大寨大队党支部”“大寨全体贫下中农”的名义发表的,表明毛泽东树立的中国农村样板最紧跟党的脚步,最拥护党的政策!

在所有文章中,段存章觉得有两篇文章对确立他在陈永贵心目中的地位发挥了作用。一篇《握紧锄把子,管好笔杆子》的“陈永贵”署名文章发表在1968年9月30日的《人民日报》上。这是段存章应《人民日报》约稿写的。当时报社打电话给段存章,要求替陈永贵写一篇文章来“批判中国赫鲁晓夫资产阶级新闻路线”。稿子写好后,陈永贵在“饭场”吃饭,段存章就念给他听。多年后段存章回忆说:“可能这篇文章写出了陈永贵想说的话。后来老乡牛国栋告诉我:‘老陈喜欢你。’”

另一篇《不是要做官而是要革命》的文章是段存章在大寨劳动、调查中提炼出来的。在段存章看来,陈永贵当了山西省革委会主任,不忘劳动,不忘群众,艰苦奋斗。这篇文章在1968年10月13日的《人民日报》一发表,陈永贵就在众多记者中记住了“小段”。

这个“小段”在大寨住了13年。他细心观察陈永贵的每个光辉细节。

1972年,陈永贵从外地开会回到大寨,一下车就上地了。在路上走,他捡起一大把谷穗,很快就捡了两笸箩。晚上,陈永贵组织团支部会议,让年轻人讨论:“大寨为什么丢了这么多谷穗?”陈永贵说:“过去大寨人都是见了粮食就弯腰,见了谷就拾起来,为什么现在把谷穗丢了?”段存章记得,大家讨论了一黑夜,结论是:现在粮食丰收了,不缺吃了,把勤俭节约丢了。陈永贵气愤地骂了一顿:“千浪费万浪费,浪费了粮食是最大浪费。你们腋窝下长了劈柴了,不弯腰了?”年轻人纷纷表态:“上地带筐,见粮弯腰。”此后,恢复了勤俭节约的老作风。

段存章说:“陈永贵一生爱土地、爱粮食,像爱自己生命一样。大寨没有乱占耕地。‘学大寨’高潮盖的招待所、宾馆,都是土崖挖进去,不占耕地。因为陈永贵知道,养活一亩地很费劲,所以土地在他心目中最可贵。”


段存章记得,陈永贵平时讲得最多的就是毛主席请他吃饭。段存章说:“那天开罢人代会正往出走,总理说:‘永贵停一停。’他一扭脸看见总理叫他。总理说:‘有个事,今天你跟我走,主席生日请客,请你。’他跟上走了。去了以后,先看见了刘少奇,对他不很热情。看到毛主席,毛泽东握着他的手,亲热得不得了。吃饭时候问他多大了。主席说:‘你搞出大寨不容易,不要翘尾巴。’”

段存章说,陈永贵一生最高兴的事就是毛泽东请他吃饭。这也是他跟毛泽东距离最近的一次,是唯一的一次。

转眼50年过去了,光环不再,荣耀还在。

2015年春节,是农民陈永贵的百年诞辰。2014年12月26日,如今的大寨党总支书记郭凤莲要提前举办“陈永贵百年诞辰”纪念活动。由于段存章和大寨的特殊关系,他受到了邀请。不过,因为身体原因,不知道能否成行。但是,不管怎样,已经在北京生活了多年的段存章都把自己看成一个大寨人,毕竟,那是一个领袖和一个农民约定的一个梦。供图/弓宇杰

责任编辑:刘红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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