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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主播亚妮十年“神隐”为左权

来源:《 人民日报 》 编辑:本报记者 周俊芳 文/图 时间:2016-08-24
导读:    左权县政府给亚妮(左三)颁发“荣誉左权人”证书。       8月3日晚,广东卫视《社会纵横》栏目播出“亚妮与左权盲人宣传队刘红权的故事”——《女主播和太行山里的没眼人》。      为了拍摄这部时长45分钟的

 

 左权县政府给亚妮(左三)颁发“荣誉左权人”证书。

 
     8月3日晚,广东卫视《社会纵横》栏目播出“亚妮与左权盲人宣传队刘红权的故事”——《女主播和太行山里的没眼人》。
      为了拍摄这部时长45分钟的纪录片,广东卫视记者专程赶往故事源生地山西左权,邀请亚妮重返太行山,并促成了电影《没眼人》剧组10年后的相聚,也成为亚妮新书《没眼人》在左权首发的缘起。
      亚妮,国家一级导演,浙江卫视制片人、导演、主持人,2000年,浙江卫视以她的名字推出文化访谈节目《亚妮专访》,曾获得中国广播电视“金话筒”金奖和全国“十佳”主持人称号。
      2006年,亚妮突然从荧屏“消失”,直到《没眼人》一书出版,她才再次回归公众视野。十年“神隐”,都是与左权盲宣队的艺人们有关。
      一个新闻记者,与一群土生土长的盲人,到底产生过怎样感人至深的情愫?一个杭州女人,在太行山到底留下了哪些刻骨铭心的足迹?一部10年前拍摄的电影,到底记录了哪些不为人知的故事?


A“我是太行山的女儿”


      2016年7月29日下午,位于左权县城的盲人宣传队驻地,少有的热闹喜庆,《没眼人》剧组成员和多家媒体记者齐聚小院,静候盲艺人口中的“杭州女人”到来。羊倌歌王石占明携妻子专程赶回故乡左权,参加亚妮的新书首发式。
      2002年,中国首届原生态南北民歌擂台赛在杭州举行,石占明像一匹黑马,直接跳过初赛和复赛,跨入决赛,亚妮恰好担任这场决赛主持人。石占明羊鞭一甩,声震全场,获得“歌王奖”。有了这样的因由,亚妮不久来到左权,拍摄石占明的纪录片《进城记》。机缘巧合,她在乡野之间遇到了一群和石占明唱得一样好的人,不幸的是,他们都是盲人,当地人唤作“没眼人”。
     在古村旧祠堂的戏台上,11个衣衫不整的流浪汉,坦然坐在铺盖卷上,兀自向天而歌。那歌声“柔情绵长,肆无忌惮,清清爽爽,又天高地阔,没有半点杂质”,亚妮听着听着,不由自主地痛哭起来。
      强烈的职业敏感,让她抓着这个线索不放。这支盲人宣传队在抗战时期曾是八路军的一支情报队伍。虽然没有编制、没有档案、没有记录,70多年来,居无定所,在太行山的褶皱里游走,以演唱民歌来讨生活,客观上,也丰富了当地山民的文化生活。
     于是,《亚妮专访》多了一期关于没眼人的故事《向天而歌》。而后,一头扎进了太行山,用镜头和文字记录下了这些单纯快乐、与世隔绝的“没眼人”的故事。
      早在1984年,亚妮从87版《红楼梦》剧组跑出来,参演义父苏里(第二代老导演,长春电影制片厂的厂长)执导的故事片《点燃朝霞的人》。那部片子的外景地就是左权县麻田,命运竟然如此巧合,再执导筒,她仍选择了左权。
      令亚妮没想到的是,从此进入了一个漫长而艰难的过程。“电影是一个烧钱的无底洞。这个题材融资困难,我甚至卖了房子。”亚妮说,常常拍着拍着就没钱了,只好停下来去找钱,求爷爷告奶奶,四处凑钱筹款,受尽磨难,身心俱疲。
      7月的左权,骄阳似火,挂了红色条幅的盲宣队驻地,格外热闹。院心种着些家常蔬菜,房顶上早早架好了摄像机。从太原下飞机赶来的亚妮,进院子时,手里拖着一个半大少年,原来,她绕道去乡下接《没眼人》剧组里年纪最小,当年扮演小亮天(主角七天的哥哥)的演员。“你们猜猜,他是谁?如今,小亮天也长大了!”亚妮快人快语,边走边招呼剧组里的其他成员。
      首发仪式上,亚妮满含热泪,讲述了盲艺人对自己人生的巨大冲击,以及太行山厚重的文化对自己艺术创造的重要影响力。现场,左权县政府为亚妮颁发“荣誉左权人”证书。亚妮则激情满怀地说:“带着《没眼人》回到故事源生地,看到红权和他的伙伴们健康快乐地生活,我13年的辛苦全都值得了! 没眼人 叫我 杭州女人 ,但回到他们中间,我把自己看成太行山的女儿!”
担任电影《没眼人》制片主任的张玉江,是亚妮中国传媒大学的同班同学,他由衷地感慨:“10年过去,当年的演员变化不小,好在电影记录下了那段历史。”
     据悉,电影《没眼人》预计明年上半年上映。


      B“我们来开个会吧”


      在广东卫视演播室,亚妮和刘红权兄弟俩,回顾在一起的难忘瞬间,生活的艰辛,奋斗的快乐,跨越地域的爱恨情仇,都令在场观众感佩赞叹,热泪盈眶。
      漫长的拍摄,11个“没眼人”中的3个相继去世。这也使亚妮产生了拍摄纪录片的想法。“希望通过纪录片的形式去记录这个特殊群体的生死悲欢,也希望以此种方式来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
      此番再回左权,亚妮还要带着盲宣队重返麻田,补拍一些纪录片的镜头。清晨,一行人浩浩荡荡,开赴太行山深处的蒿沟村。这是一个只有百十来口人的村子,与河北涉县接壤,是左权最东头的一个小村。一条小溪穿村而过,盲艺人在亚妮的带领下,在村民的热情簇拥下穿过街巷。村主任忙前忙后,安排中饭,熟稔亲切地招呼大伙吃桃子。“他们每年都会来两次,我嫁到这村子也看了不下七八十回了。亚妮也来了我们村无数次了,跟着没眼人一起吃住呢。”围观的村民抢着说。
      这支没编制、没档案、没记录的队伍,至今却保留着八路军的管理制度和行军方式。以工分制为分配原则,保证退休后的盲艺人晚年也能拿到工资,基本生活有保障。亚妮细腻地记录着“没眼人”的情感世界、生老病死,更关注着盲宣队的未来发展。
      镜头补拍到正午时分,盲艺人在村里一处废弃的小院歇息,亚妮和刘红权商量,给大伙开个例会。主要议题,日子宽裕了,要不要继续保留原有的作风,能否改变固有的分配制度。亚妮讲了一些前车之鉴,告诫大伙不能忘本,更不能改变初心,因为日子富裕了而变质,一心向钱看,导致人心涣散,队伍带不下去。大伙都挺亚妮,表示要将老传统坚持到底,不会改变八路军的老传统、好作风。
在这群盲艺人当中,保留着中国西部民歌中最具生命色彩的辽州小调,其完整的曲牌曲目和原生态的演唱方式,被列入了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如果我不去记录他们,他们就会消失了。他们的生活和这些属于非遗的技艺,那些唱词唱调,那些活生生的故事,消失了多可惜……”如今很多“没眼人”年龄大了,已完成了使命。亚妮希望通过各种努力,让更多人去介入非遗保护,使这些盲艺人可以安度晚年。“记录非物质文化遗产关系到中华民族的生存和传承,这不仅靠民间艺人,还要靠知识分子的呼吁。”


C“眼没了,心就亮了”


     《没眼人》是书,也将是电影,还会有纪录片。“我写 没眼人 、拍 没眼人 ,不是为了让人们可怜他们,而更想让人们感受这群人,在他们的世界里快乐自由的状态,我们现代人已经远离这样的状态太久了。”亚妮说,他们讲的那些笑话能让人笑破肚皮,跟他们在一起时,总是容易满足,无比快乐。
     “眼没了,心就亮了”,是“没眼人”的共同写照,更是他们对生活的通透理解和人生观的真实表达。这种快乐是原生的、自然的。“我见到 没眼人 的时候,他们处于一种与世隔绝的状态,这种状态,自然地造成他们无欲望的一种生活状态——能吃饱、能穿暖、能睡觉,有人听他们唱歌,就那么快乐地生存。”盲艺人的豁达和通透,令亚妮宁愿摈弃精致的生活,静下来做一件在外人看来很傻的事。
      电影《没眼人》讲述的是亲情、兄弟情。盲艺人七天的哥哥亮天,曾是北京一家媒体的记者,两兄弟之间有着外人难以理解的情感。到盲人妈妈去世时,才把身世秘密告诉了兄弟俩。原来,弟弟是母亲与留宿他家的盲宣队长的孩子……但亲情大于天,两兄弟依然如故,毫无芥蒂。在母亲的葬礼上,弟弟编了一首歌,唱的就是兄弟情,“我这辈子什么都没看见,只有一个愿望,下辈子睁开了眼,把所有的恩都报上。我这辈子最难忘的就是兄弟情……”弟弟脸上总是带着笑意,哥哥却在台下不停地抹泪。后来哥哥辞了工作,把所有的时间精力,都用来整理盲艺人的资料,策划盲宣队的发展和未来,一辈子就为盲艺人而存在了。
     “没眼人”中有个叫肉三的,肚子很胖,行动缓慢,拍电影期间去世了。回到盲艺人中间,亚妮情不自禁地忆起了肉三。肉三是盲宣队的鼓手,家里6个瞎眼男人,全靠姐姐一个人种地养活。但她从不抱怨,快乐而知足。后来姐姐生了个眉清目秀的儿子,盲人们出去流浪卖唱,每一分钱都交给姐姐,拿这些钱供这个孩子读书,一直读到了上海交通大学的博士。肉三去世时,按照当地风俗,这个博士外甥背着孝袋往山上走,一路走一路喊,走两步磕个头,到了山顶的坟地,嚎啕大哭。“我从来没有见过一个男人是这样哭的。”过去多年,亚妮仍能清晰地记得那个场景,声情并茂,令闻者动容,唏嘘不已。
      电影之外,亚妮还将把600个小时的素材,剪辑成系列纪录片,放在自己即将开播的网络纪录片频道播出。
      过了知天命之年的亚妮,干练自信,知性果敢。能坚持10年记录“没眼人”,她庆幸“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贾樟柯、徐文荣、陆川、宫晓东、俞胜利、田青、于丹都曾伸出援手。贾樟柯无偿为电影《没眼人》担任艺术指导;《末代皇帝》的作曲者苏聪为电影《没眼人》免费配乐……崔永元为了让亚妮专心拍“没眼人”,曾接过她手头的活儿,他说,对于这些在战争年代为中国革命作出过贡献,并传承了太行天歌的盲艺人,“我有义务为他们宣传”。

      作为个体,亚妮说自己可能会放弃,因为“没眼人”的日子过好了,已经不需要她了。但作为纪录片导演,盲艺人从原始到商业,是个非常好的记录过程,也是难得的好素材,所以再难她也不会放弃。从当红主持人到纪录片的拍摄,亚妮觉得自己在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不仅是对职业的交代,也是对历史的反观。


 

 

责任编辑:本报记者 周俊芳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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