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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是太行山上的“没眼人”

来源:羊城晚报 编辑:蒋铮 时间:2012-02-08
导读:     “没眼人”在弹唱,村里人听得聚精会神  “没眼人”在太行山间1700个山庄游唱    亚妮(图中女性)和“没眼人“在演出间隙  羊城晚报记者 蒋铮 亚妮失踪了,失踪了8年。 曾经是浙江电视台的当家花旦,穿惯了

 

 

 

“没眼人”在弹唱,村里人听得聚精会神 

 



“没眼人”在太行山间1700个山庄游唱


 

 




亚妮(图中女性)和“没眼人“在演出间隙 

羊城晚报记者 蒋铮

亚妮失踪了,失踪了8年。

曾经是浙江电视台的当家花旦,穿惯了晚礼服,身上总带着香薰气的她,选择和10来个“没眼”男人在太行山的沟里流浪。

有人说,亚妮疯了。亚妮说,没眼人是中国的“荷马”。时任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保护中心主任田青说,没眼人是“活着的阿炳”。

在太行山,盲人叫“没眼人”。没眼人叫自己“过山脚”,太行人叫他们“盲宣队”。他们会唱最本真的左权民歌(古称“辽州小调”),堪称“活化石”。 

为了这支“活化石”队伍,为了留下左权民歌最本真的记录,亚妮一头“栽”进太行山,从2002年到2010年,拍着纪录片和电影,押房子、找贷款,倾其所有,花了几百万元,录下500多小时的影像素材。亚妮对羊城晚报记者坦言:“不后悔”。

左权民歌,古称“辽州小调”,是流传于晋(山西)中地区左权县的民歌,它不同于山西任何地区的民歌,独树一帜,自成脉络,曲调清丽而优美、风格委婉而温柔,意境新颖,诗味浓郁。在宋元时期,已被广泛传唱,家家弦诵。

近年来,左权民歌表演在诸大赛中屡获殊荣,《筑路哥哥》、《开花调》曾荣获两届全国群星奖金奖,而且蜚声海外。

抗日战争中的“过山脚”

2002年,亚妮第一次见到“过山脚”。

“当年去红都村拍《亚妮专访》中的《民歌恰似穷乡好》这一集。出村时,恰好听到村口的祠堂里传出吹打声。进去一看,有十几个人坐在铺盖上,抬着头向天而歌,当地的老乡告诉我,这些全是‘没眼人’。”

诧异间,老乡们又说:“这些是没眼的光棍。”亚妮还没缓过神来,老乡们又说:“他们是八路!”

没眼!光棍!八路!亚妮赶紧给田青打电话。

“日本指挥家小泽征尔,当年听到瞎子阿炳的《二泉映月》,曾说这个音乐‘是应该跪着听的’。而我第一次听没眼人的演唱,竟也热泪滂沱。”田青在电话里告诉亚妮,“盲宣队”无意中保全了中国西部民歌———左权民歌最原生的状态和最齐全的曲牌曲目;而左权民歌已经被纳入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盲宣队员把古老的曲牌曲目口口相传,内容有的现编随唱。

盲宣队为何被叫成“八路”,为什么“没眼人”叫自己“过山脚”?老队员玉文讲述了一段往事。

1940年,八路军抗日前线总指挥部设在左权县麻田乡。为了突破日本鬼子的封锁,八路军把游唱太行的“没眼人”组织起来,他们以唱曲为掩护,刺探军情、宣传抗日,成了一支特殊的情报部队。“没眼人”翻山过岭就靠一根棍一双脚,于是就有了“过山脚”这个名。

“盲宣队”开唱村民赶场

亚妮第一次正式听“过山脚”唱,是在距左权县城10来里路的东长义村。

“打镗……”一声高喊,鼓叉铙钹紧随,唢呐清脆板胡激越二胡缠绵,一时间村里男女老少陆续围过来。

“正月里梅花开,花开人人爱。光棍有心采一枝,拿回家去没人戴……”主唱的“没眼人”叫红权,唱的是地道的左权民间小调《光棍苦》,周围听的人时而和上几句。

老乡告诉亚妮,每个村盲宣队一年来两次,他们管唱,老乡管饭,年年如此。

“崇祯登殿民不安,一连三年无收成。第一年大旱没下雨,第二年田苗被水淹,就数这第三年的庄稼好,五月里又被蝗虫吃个干……”这是左权琴书《冯魁卖妻》。唱的是三百多年前一对恩爱夫妻在荒灾年被迫卖儿佃妻的悲惨故事。红权唱故事的男主人公冯魁,一个叫树伟的“没眼人”唱女主人公李金莲。声声凄婉,字字切骨,到后来歌声哽咽,在场老少跟着啜泣。

没眼人唱“苦戏”时,老乡跟着悲;唱“闹戏”时,跟着起哄;唱“笑戏”时,放肆无羁地笑炸了天。随性唱,随情吹打,曲儿不停,一村人不散。

记工分算钱按月分配

和普通的民间艺人不同,“过山脚”有着严明的纪律,八路之风犹存。

首先是铺盖。“过山脚”走山就跟行军一般,行李都在背上背着,学徒们进队先不学乐器,学打铺盖。打一遍,玉文摸一遍,老头不说行,就得一遍遍地打。铺盖里藏着他们全部家当:钱、尿壶、衣服鞋袜……每个都有二三十斤,任何时候都不离身。“因为他们没眼,放下了就怕再也抓不到。”亚妮很受感动。

其次是记工分。挣的钱,先留出三成给退休的,七成按月统一分配。唱一百句记一分,吹拉弹唱都会记一分,每十年工龄记一分,学习好肯帮人再记一分……规矩是当年八路定下的,几十年不变。唯一变化的是,每分最早是1分钱,后来1角钱,亚妮第一次见到他们时,刚涨到3角钱。记工分的过程很民主集中:树伟记大账,跟每个人记的小账核实,再加上评议,通常会吵上整整一天,偶尔也会开打;但最后队长吼上几句,玉文一点头,就该干啥干啥。

对话

眼没了,心更亮了

亚妮说,这是一群快乐的人。我为他们的快乐感动,被他们的快乐吸引。看不见太阳和月亮的人,怎么快乐?1月初,羊城晚报记者在北京专访亚妮。

“认命”是挺好的事情

羊城晚报:外人看来,“没眼人”很苦,他们为什么能保持快乐的情绪?

亚妮:我也曾经问他们,这支队伍永远都是快乐地唱着走着,为什么这么高兴?玉文说,眼没了,心就亮了。我觉得,他们“认命”。其实他们非常简单,自幼如此,他就认定这是自己的“命”,如果还能有饭吃、有歌唱,就是赚到了。

其实,“认命”是一件挺好的事情。我拍了好多年“过山脚”的纪录片和影片,到后来才明白,其实我想做的,就是想寻回一路丢失的快乐,让有眼人的心也透亮。

羊城晚报:很多盲人也是从小失明,为什么却没有 “过山脚”的快乐?

亚妮:我想快乐也需要依托,歌唱是“过山脚”的依托。他们根本不在意你听不听,喜不喜欢,他们只是唱,鼓声一响,你可以感受到他的快乐真是由心而至。此外,当弹唱能让大家鼓掌、欢笑,能挣来饭吃,让大家把他当个平常人看的时候,就有一种“活着”的快乐,不会认为自己无用。

记录民俗完整的生态

羊城晚报:在你的介入后,这几年“过山脚”有了固定的团部,政府给他们买了低保,每年还会给他们一笔经费。你会不会觉得,这样反而加速了“过山脚”的消亡?

亚妮:近几年,我总在问自己,我是不是做错了?随着他们的故事在《亚妮专访》的播出,当地政府拔出30多万元为他们造了团部,两个人一间房,还有会议室。而以前大家睡一条炕,现在各自窝在屋里,只有开会、演出才聚到一起,过去那种集体的融乐就没有了。

以前多高的山多远的路,“没眼人”都是走。现在一方面老的走不动了,另一方面条件改善了,有些村会开车来请。以前他们走山路背着很重的铺盖,边走边唱,现在铺盖都不想背了,片子拍到后来,他们嫌铺盖重,海绵(道具铺盖)也不想背。说实在的,是走样了,但我情愿像现在这样,也不愿意他们守穷遭罪。

这八年,他们已经成了我的兄弟。我希望我的兄弟有好日子过,因此,我不后悔。

我曾经也把这个疑惑问田青,田青说,非物质文化遗产很多都是转瞬即逝的,你记录下来,至少留下了当年的记录。我要用力所能及的力量,记录保存一些民俗最原生态的东西。我庆幸已经记录了这个群体一个完整的生态。(图片均由受访者提供)

蒋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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